|
分裂与对立--人性在等级制度压迫下的异化：
由于处于等级制社会中、并被灌输了宗教意义的神圣感和使命感，因此绝大多数日本人面对"被命运安排而必须一往无前"的处境都会由衷地产生出悲壮感，这种内心深处的绝望感和表面的坚强之间的反差造就了日本人性格的强烈反差，促成了日本人集受虐者与施虐者为一身的心理倾向，也催生了兼具"以刀为图腾的残忍、以菊花为图腾的柔和"的暴力美学。[附注：按弗罗姆(ErichFromm)的解释，所谓"施虐"是指统治别人、榨取别人、把幸福建筑在他人痛苦上的心理特性；"受虐"则指依赖他人、任人摆布、自轻自贱、屈从外力，甚至自我伤害、自我折磨等心理特性。]
鲁思-本尼迪克在被公认为研究日本国民性最权威的着作《菊与刀》中这样概括日本人的社会心理（国民性）："刀与菊，两者都是一幅绘画的组成部分。日本人好斗而又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倨傲而又有礼、冥顽而又善变、驯服而又叛逆、忠贞而又背弃、勇敢而又怯懦、保守而又求新。他们十分介意别人对自己的行为的观感，但当别人对其劣迹一无所知时，又会被罪恶征服。"这些几乎相互对立的性格特征，完美地在日本人身上融为一体，只不过不同时候表现不同方面而已--对外人和弱者与对本集团内部的人和强者的态度截然相反。
鲁思-本尼迪克在《菊与刀》中对日本人性格的两重性做了如下描述："他既可以绝对顺从家庭安排的婚姻，也可以自由恋爱；既可以无私地承受极端的义务，也可以沉湎于享乐和安逸；既可以谨慎得有些怯懦，又能够勇敢得有些鲁莽；既殷勤有礼，又傲慢不逊；既对上级驯服盲从，又会顽固地反抗违逆；既极端地保守，又非常地开放；既有菊的柔顺和伤感，又有刀的锋利和进攻性。"然而，从这些表面的对立中，我们却可以看出其本质精神的一致，那就是：无论日本人做什么都是绝对地投入并且容易走极端，归根结底，这是将现世神圣化、绝对化和惟一化的必然产物--"刀是僵硬、鲁莽、野蛮的刀，菊是颓废、瘫痪的菊，它们缺少的恰是理性的节制与温和"。
"必须面对外在压力并对此臣服"的现实感催生了日本的"耻感文化"。耻感文化不同于罪感文化。罪感文化的主要特征是诉诸于良心与超现实的"超越者"--"对超越者而非现实者的敬畏是忏悔者自发（主动）地产生忏悔自我'罪恶'的道德冲动"。耻感文化则必须依靠外部的强制力，忏悔者只有在感受到外部"现实者"的强大压力之后、才会因为对其力量的敬畏并对即将到来的惩罚感到惶恐而产生认错的动力。在耻感文化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对外部"现实者"的确认--如果恶行没有被外部者察觉、那么就不必懊丧；如果外部者的压力可以被忽视、那么忏悔就是多余。因此可以说，日本人是"完全的"现实主义者，他们只对现实力量的对比敏感，所有的"道义"、"责任"都建立在力量的对比之上。
"信仰基督教的民族有原罪感，他做错了，知道自己有罪就会承认，就会忏悔。日本的耻感文化就是做什么事都没有好坏之分，只有羞耻之别。他作了恶、犯了罪，只要这个事情没有被发现，没有被揭穿，没有让他感觉到羞辱，他就不会认错。他只要感觉到羞耻，他就会选择包括自杀、切腹这些激烈的行为自裁。""在日本人看来，对于自己的过错要尽量掩盖，因为不是错误本身而是错误被外人知晓被视为羞耻的根源。为了一个错误而不惜编造层层叠叠的谎言、以避免承认错误所导致的'失去面子'是理解日本人行为背后之心理动机的关键。在日本人的观念中，保持当事人面子的完整是所有行为的最高目标，只要能够保持当事人面子的完整、那么就没有什么要紧的东西了。"[鲁思-本尼迪克《菊与刀》]
耻感文化造就了日本人极端的自尊心，使他们对外来的嘲笑和批评极为敏感，哪怕是微小的或善意的批评也会被认为是对他人格的侮辱。受到嘲笑的日本人有两种选择：要么是化嘲笑为动力、不断地提高自己的力量，以使他人"惮忌"其力量而"不再敢于"嘲弄；要么是放弃提高自己力量的努力，在怨恨中自我折磨和折磨更为弱小者。耻感文化在本质上属于他律的结果，在客观上导致"崇尚暴力"价值观的泛滥。对外民族的侵略、折磨和破坏是对他们那极易受伤的自尊心的补偿，平日在现实压力下产生的耻辱感在迫害和折磨他人的过程中得到转移和发泄。
以现实里力量对比作为行为指南的日本人，不仅对外来的批评和嘲讽极为敏感，即使是对外来的恩惠也极为敏感，因为接受恩惠就意味着己方的示弱和向对方的服从，因而"也就增加了受到对方嘲讽、嘲弄的机会"。因此，日本人很少会接受别人的恩惠、也很少授人以恩。对日本人越好、他反而越不自在、越反感，因为这会增加他的人情债，从而触动他敏感的自尊心；对他越冷漠和粗鲁，他反而越舒服；即使在亲情爱情中也不可过于亲昵，对可爱的少女态度冷酷甚至粗野的青年被称为"好"青年、反之就是"坏"青年；在修行中，越是粗暴的老师就越被认为是最有帮助的。在日本人的生活中，人与人之间更是要划清界限、不能轻易接受别人好意。
"恩义"最多的社会最后却使得人人躲避恩惠和情义，造成这种日本社会"奇怪"悖论的根源在于：在等级社会里，基于自利原则的"恩义"（恩惠和情义）是通过外部强制力而生效的人际纽带，它失去了超越狭隘自我之后所产生的真诚性，因而含有在外部强制力逼迫下"不得不为之"的无奈意味。如果能够逃避外部强制力的约束，那么"恩义"就将如同敝履一般被弃置。一个随时将"恩义"挂在口头的民族实际上在内心深处强烈地拒斥着它，这显现出日本人在外力胁迫下的无奈和人格分裂。
受到各种各样规矩约束的日本人通常被标榜成为"世界上最谦恭、最懂礼貌的民族"，然而并非发自内心的服从也使得他们成为人格最分裂的一群。在等级制压迫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日本人在内心深处隐藏着面对强者的自卑感--显露于外的高傲和自信无法掩盖内心深处的拘谨、怯懦和自卑。这种自卑感迫使他们在自我营造的封闭氛围内孤芳自赏，并在对外部的"鄙视"中获得自我安慰；当面对弱小的对手和弱化的外部约束时，在外力胁迫下所积聚起来的"叛逆"能量就会在"对外"的关系中被变态地释放出来。
自弗洛伊德以来，众多心理学家将性倾向视为窥视内心的窗户。更进一步而言，一个社会的集体"性倾向"是观察这一民族共同心理的一个独特渠道。如果试图用"色情电影并不代表社会主流价值观"作为反驳，那么这些反驳者恰恰忘记了：正是这种数量如此巨大的、以营利而不是以宣传为目的行为恰恰反应了集体潜意识下的真实心理。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我们认为：日本社会大量的色情电影和图片为外界观察和了解日本人深藏不露的集体潜意识提供了难得的途径。
对大量日本色情电影的观察可以发现这样的普遍现象：日本的色情电影绝大多数以受虐为主题，这点与欧美色情电影中普遍以性享受为主题的特点截然不同；而且在日本的色情电影中绝大多数的受虐者是女性、施虐者是男性。从这两个普遍现象中我们可以试图得到这样一些结论：首先，日本人存在着极为严重的人格分裂--外表的道貌岸然和内心的性变态被集于一身，这一点恰恰与日本人普遍反映出的内心自卑与表面自傲的社会心理相吻合，否则很难解释为何如此多的令人难以容忍的虐待和偷窥会成为日本色情电影永恒不变的主题；其次，日本人的性欲愉悦并非来自自身的享受而是来自弱者的痛苦，从中可以反映出日本人等级观念对集体潜意识的影响--对等级制度的厌恶不是反映在对等级制度本身的反抗而是试图将其施加给更为底层的个体、并在这种压力转换中获得舒缓和愉悦；第三，日本色情电影中女性成为受虐者的普遍现象则形象地反映了日本社会严重的男尊女卑的社会现实，色情电影中所显示的男尊女卑情结恰恰成为对日本社会严格等级制的角注。
对变态性关系或虐恋的执迷是日本等级制社会对个体压制的一种映射：时时感受到外部现实压力的日本男人，试图通过在变态性行为中获得的强烈视觉效应转移心中积淤的郁闷，从而使挫折感在"非现实的空间里"得到快意的释放、在对女性的虐待中感受到在现实中无法满足的征服感。"日本是世界上做爱次数最少的国家"这一事实不仅不能减少对日本人变态性行为的怀疑，反而正有助于解释日本人变态性行为和变态性信心理的普遍性："正是由于缺少正常作爱的能力和激情、才使得为数不少的日本人将压抑的性欲用非正常的方式（如性虐待、偷窥、强暴）释放出来。"
对于日本人集受虐者与施虐者于一身的心理，三岛由纪夫在《所有的日本人都是反常的》中给出了合理的解释："通常，施虐淫是支配、领导和破坏的意志，受虐淫是忠诚、直接行动和自我破坏的倾向。"积受虐者与施虐者于一身的日本人不仅在生理上借助变态性行为满足其色情的欲望，而且"施虐－受虐"的心理也体现在社会行为方面--日本人在现实生活中的支配、领导和服从、献身正是这种生理上的"施虐－受虐"情结自然转换的产物。
对日本社会历史和现状的深层剖析，更显示了色情文化是适合日本人社会心理的产物。日本社会也是公认的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女人是男人的附属，"为男人而生存"是潜伏于日本女性头脑中的主导意识。她们认为：为自己创造了幸福生活的男人献出一切是她们应该做的。正是出于同样的思维，衍生出日本男人对女人的性特权和各种以虐待女性为主要内容的变态性行为。与此同时，与其它海岛民族一样，日本民族始终是把生存放到第一位，"生存情结"与"男性崇拜情结"的结合使得对男性生殖器的崇拜自然地成为这个民族的文化图腾--日本民族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至今仍然保留着男性生殖器图腾崇拜的民族。这种性文化图腾已深深地内化于日本人的人性中，他们认为性和其它人情世故一样，从低粗俗的角度讲就是为了获得某种满足--"人的本性"没有什么罪恶、对性的享受无须附加什么伦理道德。 | 
渝公网安备50010702501124号
IP卡
狗仔卡
发表于 2007-8-19 12:17:07
提升卡
置顶卡
沉默卡
喧嚣卡
变色卡
抢沙发
千斤顶
显身卡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