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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提交者:捣粪大师
昭和二十年六月,从桂林战役中休整过来的部队(据萨推测,当为日军独立混成第十七旅团)奉命南下,转移后驻地为郊下塘。据中国政府军(即汪精卫伪军 – 译者注)的情报称,这附近活动的新四军达到两万,而我们的情报认为其不过千人,于是,我军编组了讨伐部队,出发扫荡。 讨伐队从四个中队抽调,总数约三百名。我作为医务班的负责人,选择了五名卫生兵随军出发。 出发前,我们和中国政府军(即汪精卫伪军 – 译者注)驻扎在附近的一个师联系,联合行动。虽然说是一个师,实际不过是数百人的小部队而已。这个师派出部队约五百名在我军前方担任开路任务。对于这支部队的忠诚我们非常信任,但是如果发生战斗,对他们的战斗力和作战兴趣则保持怀疑态度。 经过半天在山间小路的跋涉,突然,前方繁茂的树林中传来激烈的枪声。这显然是前行的政府军和敌人发生了战斗。同时讨伐队本队也遭到射击。附近有几片浓密的树林,我们立即向这些松林中隐蔽。 外面的枪声越来越近,显然政府军并没有能够抵挡住敌人 – 事实上事后发现他们在第一次被射击的时候就丢下手中的枪溃退了,而且不是向我们的方向后退,而是向斜侧逃跑。我想,他们是害怕被我们逼迫重新回到战场吧。从战斗开始,这支政府军的电台就不再工作,我们没有办法指挥他们作战。 我们的人开始试探着离开树林侦察情况,但刚一走出树林就遭到枪击。前进显然是不可能的了,但是,后退的路也不安全,后退的时候,也遭到猛烈射击。我们完全成了袋中的老鼠。 显然,敌军是部署了一个伏击圈。对手有多少兵力不知道,但是判断起来最少有数千人。寡不敌众,我们面临着“全灭”的危险。 讨伐司令官是队部参谋森中佐。他把四个中队长召集起来召开了一个简单的作战会议。会上气氛沉闷,有人提出给附近的侦察部队发报,请求增援接应。森中佐同意了这个意见。这时,向四外派出的侦查人员中有一人报告,“中国政府军的部队已经不见了,右侧的敌军向我军后方移动,有要发动肉搏战的可能。 “是吗(索嘎),明白了,干得好。那么,现在么,现在只能撤退了吧。”森中佐和中队长们互相看看,就此下了决断。从地形看向后撤退太过危险,于是我军在掷弹筒和轻机枪的掩护下向左侧前方猛突,试图突到前方与来接应的部队会合。前方隔开一带约百米宽的田垄,又是一片树林。 尽管队形密集,但敌军的射击并不准确,所以我军以机枪中队为先锋发起冲击时,损失并不大,有一半的人顺利冲过这段开阔地进入了树林。但是,后一半人突击的时候,敌方的射击已经精确起来,给我们带来不小的伤亡,士兵只能不断且伏且战,匍匐前进。 本指望先进入树林的一半部队回头射击掩护,但他们也遭到攻击,自顾不暇。而敌军的迫击炮亦开始轰击,第二梯队的官兵纷纷倒地。 我们五个卫生兵,有四个人随第一梯队进入了树林,我在全军倒数五六个人的地方,等到开始跑的时候情况已经很危险。部队开始突围的时候,是四五个人一组相互掩护前进,现在只能每个人不断翻滚跳跃,躲避敌弹而奔命。 致命的问题是这片开阔的田垄,光秃秃的在周围火力下毫无掩护,中间的田埂小路只有四十厘米宽,简直是死亡路程。幸好田中无水,我们纷纷伏到田中,因为田畦高度约五十公分,如果伏在那里,可保无恙。作为讨伐队的卫生兵,我们不带枪,但是大大的药囊十分累赘要命。 好在我的作战经验比较丰富,对于头上飞的子弹我根本不去管,但如果子弹打在脚边,就随时有中弹的危险,需要尽快地改变前进方向,进行闪避。绕是如此,我的腿也被子弹擦伤,真是险象环生! 卧倒,十秒钟后跃起奔跑,但跑几步就再次卧倒,不规律地起来再跑。“呆在这儿是等死,跑,打不着的,打不着的,我刀枪不入!” 一边给自己心理暗示一边向前跃进,终于发现子弹的弹道开始远离,我纵身而起,快步跑进树林,总算是松了一口气。奔跑中可以看到田垄中倒着七八名战友,但是,实在无法停下来抢救他们,我们最后五个人中倒了三个。这第一次冲锋,我们阵亡二十人,负伤二十人,总算都到达了前方的树林。 可是,部队还是在敌人的包围圈中。森中佐指挥部队再次向前突进,敌军火力强劲,一边射击一边喊话。前进二三百米后,已经阵亡十五人,负伤十人,双方战斗十分激烈。 这一次我在弹雨中看到一名负伤的士兵无法动弹,于是冲过去,将他背起来跑回后方。“你这是做无理的事情啊!”经验最多的一个卫生兵对我说,“这太危险了。” “没事,我的运气好。”我说,“那么,再有负伤的您负责前队,我负责后队,好么?” “后队伤员可比前队多。。。”那个老兵有些犹豫。 “我不怕的,就这样做吧,拜托了。” 我转向后方的田垄,在刚才跑过的地方又找到一个伤兵,把他背在肩上退回来。 没有时间可以耽搁,我们几个人马上进行抢救,而且用树枝搭成担架来运送伤兵,现在一副树枝担架就是一个战友的生命呢。从我开始作卫生兵,体会的就是这种战场经验。 但是,也有很多死伤者,确实无法顾及,只得任由他们被抛弃在田野里。 开路的临时机枪中队和前方的敌军连续进行了两次白刃战,本队虽然也向前移动,最终无法打开缺口,只得退回树林。 这时,我发现自己周围除了伤兵已经没有其他人员 – 我落在队伍最后了。 在第二次白刃战之后,忽然看到一个我认识的上等兵拖着一个负伤的俘虏走来。 二。解剖俘虏 这时我们已经再冲到第二次进行肉搏战的地方,因为有战友死伤而心中愤怒的士兵们纷纷用枪托砸这个受伤的俘虏,其中一个还举起枪来对着他的胸部要开枪。这时我对他们说:”杀个受了伤的敌人也没有意思。敌人还在打枪呢,不要打他了,不是有比这更重要的事情吗?“ 那些兵看到我的兵长襟章,虽然不知道他们是新兵还是老兵,但都顺从地走开了。 “我的脚,我的脚。。。(OUDIJIAO, OUDIJIAO)”那个负伤的敌兵看着我的脸,用手指着自己的腿,哀求着什么。 他穿着军服,右脚血糊糊的一片,看来已经不能动弹了。 我把红十字的药囊拿过来。看着很可怜呢,虽然是敌人。按说还有更重要的事情,但是把他就这样扔在这里也不像话。于是我把他的裤腿划开,检查。是小腿部被枪弹贯穿了,没有伤到胫骨。如果是经过训练有武士精神的日本兵,一定可以忍受这样的伤痛。而这个俘虏兵显然完全被吓呆了。 这是个人道问题呢。我给他处理了伤口,取出药来,把外用的利巴妥和绷带给他,让他自己扎上。他们的包扎方法和我们很象,但是药怎样用就要我教给他了。 “谢谢,多多谢谢!” 轰的一声,一棵小松树被炮弹炸断飞起,我连忙卧倒,这时,从后面的树丛中敌人的机枪开始朝我射击。我合上药囊,拖着那个俘虏匍匐前进,却不敢站起来。 这时,那个俘虏指着远方的树荫处对我说着什么,意思不明白,好像是要我过去。 滚过去一看,居然那里藏了一挺捷克式轻机枪。原来他是看我没有枪,告诉我那里有武器,作为我给他治疗的报答。 枪里还有大约二十发子弹。 “太好了,我就把这些子弹打回去吧。”想到这里我举起机枪,朝后方的敌人射击,枪却没有响。仔细一看,原来是慌乱中忘记打开保险了。这种枪我在桂林市街战斗中使用过,所以知道怎样用, 离我们七八十米远的地方,有大约十名敌人射击着追来了。我即用轻机枪还击。 因为树木松枝繁茂,很难看到敌人的确切位置。但是这样射击的威慑效果不错。敌军停止了追击。 这时,前面的战友返回头来,朝敌人射击,他们是来接应我的。我把打光了子弹的轻机枪丢掉。 那个俘虏忽然对着前方叫起来 – “不成,不成”(Bucen,Bucen) 我们最初没有明白他的意思,很快就明白他在说我们的冲击方向不对。这时,迎面敌军的机枪就劈头盖脸打了过来。原来那里是敌军的机枪阵地。俘虏指给我们另一个方向。 将信将疑的战友们拉着俘虏向那个方向奔跑,竟然没有遭到象样的阻击。第三次的突击终于成功了!没想到我救了这个俘虏,却帮助了大家。 我们从敌人的大军包围网中完全地逃脱出来,且战且走,牺牲众多,已经有半数的人伤亡,才慢慢摆脱了敌人的追击。这一战,对新四军的战法有了了解,对以后的战斗和讨伐,也是很好的经验。新四军的武器多是大正,明治时期的,看起来很落后。他们边打边捡拾弹夹的举动让我们感到惊讶。据俘虏后来说,他们的军队里上级是不打下级的,和日本军不一样。 就在突围以后没多久,我们看到了可怕的悲惨事情。 从山坡冲下去,到达山脚的村庄入口时,我们看到大树上挂着什么东西,看来好像是两具尸体,细看,发现路边倒着多具日本兵的死体。走近看,树上挂的尸体,也穿着日军的军装。 原来是来接应我们的侦察部队,遭到了新四军的伏击!其中那两个吊在树上的侦察兵,显然是被俘虏后虐杀的,一个鼻子被割掉了,一个双眼被挖掉了,鲜血淋漓,已经死了好久。 看到这种残酷的杀戮我们都被激怒了。所谓新四军那里是军队,分明是匪贼! 回到宿营地,部队损失很大,人人都要报复。第二天,军官们有要把那个俘虏的眼睛也挖掉的话。这时,市川军医站了出来,说:“既然这样,让医务班来做人体解剖吧,对卫生兵们的学习作贡献吧。” 这样说了,就定了下来。 首先,按照外科的市川军医的命令,从静脉给俘虏注射了20毫升酒精,俘虏随即失去知觉。在他还活着的时候将其胸部和腹部切开,心脏还在跳动。 这时,寺山军医来将其内脏一一摘除。心脏和肺脏首先被取出。冠状动脉,大动脉,静脉,心肌,支气管,食道等等开始,横隔膜,胃,大肠,小肠,直肠,脾脏,肝脏,肾脏,胰脏,膀胱,前立腺(似应为前列腺 – 译者注),阴囊,十二指肠,虫状突起(盲肠),以及骨骼,关节,肌肉等,两位军医详细地进行了综合讲解。 卫生兵们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场面,为人体内脏的精密而感到震惊,因为这种很难有第二次机会的贵重实地医学教育而感动,对人体的神秘性有了深刻的认识(日语为“感铭” – 译者注 战争中经常提供一些平时无法少见的经验,比如这样的事情,至今我只是深藏在胸中,但是,这样的记忆,又让我总是忍不住有一抒胸臆讲一讲的冲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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