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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提交者：捣粪大师
昭和二十年六月，从桂林战役中休整过来的部队（据萨推测，当为日军独立混成第十七旅团）奉命南下，转移后驻地为郊下塘。据中国政府军（即汪精卫伪军 – 译者注）的情报称，这附近活动的新四军达到两万，而我们的情报认为其不过千人，于是，我军编组了讨伐部队，出发扫荡。
讨伐队从四个中队抽调，总数约三百名。我作为医务班的负责人，选择了五名卫生兵随军出发。
出发前，我们和中国政府军（即汪精卫伪军 – 译者注）驻扎在附近的一个师联系，联合行动。虽然说是一个师，实际不过是数百人的小部队而已。这个师派出部队约五百名在我军前方担任开路任务。对于这支部队的忠诚我们非常信任，但是如果发生战斗，对他们的战斗力和作战兴趣则保持怀疑态度。
经过半天在山间小路的跋涉，突然，前方繁茂的树林中传来激烈的枪声。这显然是前行的政府军和敌人发生了战斗。同时讨伐队本队也遭到射击。附近有几片浓密的树林，我们立即向这些松林中隐蔽。
外面的枪声越来越近，显然政府军并没有能够抵挡住敌人 – 事实上事后发现他们在第一次被射击的时候就丢下手中的枪溃退了，而且不是向我们的方向后退，而是向斜侧逃跑。我想，他们是害怕被我们逼迫重新回到战场吧。从战斗开始，这支政府军的电台就不再工作，我们没有办法指挥他们作战。
我们的人开始试探着离开树林侦察情况，但刚一走出树林就遭到枪击。前进显然是不可能的了，但是，后退的路也不安全，后退的时候，也遭到猛烈射击。我们完全成了袋中的老鼠。
显然，敌军是部署了一个伏击圈。对手有多少兵力不知道，但是判断起来最少有数千人。寡不敌众，我们面临着“全灭”的危险。
讨伐司令官是队部参谋森中佐。他把四个中队长召集起来召开了一个简单的作战会议。会上气氛沉闷，有人提出给附近的侦察部队发报，请求增援接应。森中佐同意了这个意见。这时，向四外派出的侦查人员中有一人报告，“中国政府军的部队已经不见了，右侧的敌军向我军后方移动，有要发动肉搏战的可能。
“是吗（索嘎），明白了，干得好。那么，现在么，现在只能撤退了吧。”森中佐和中队长们互相看看，就此下了决断。从地形看向后撤退太过危险，于是我军在掷弹筒和轻机枪的掩护下向左侧前方猛突，试图突到前方与来接应的部队会合。前方隔开一带约百米宽的田垄，又是一片树林。
尽管队形密集，但敌军的射击并不准确，所以我军以机枪中队为先锋发起冲击时，损失并不大，有一半的人顺利冲过这段开阔地进入了树林。但是，后一半人突击的时候，敌方的射击已经精确起来，给我们带来不小的伤亡，士兵只能不断且伏且战，匍匐前进。
本指望先进入树林的一半部队回头射击掩护，但他们也遭到攻击，自顾不暇。而敌军的迫击炮亦开始轰击，第二梯队的官兵纷纷倒地。
我们五个卫生兵，有四个人随第一梯队进入了树林，我在全军倒数五六个人的地方，等到开始跑的时候情况已经很危险。部队开始突围的时候，是四五个人一组相互掩护前进，现在只能每个人不断翻滚跳跃，躲避敌弹而奔命。
致命的问题是这片开阔的田垄，光秃秃的在周围火力下毫无掩护，中间的田埂小路只有四十厘米宽，简直是死亡路程。幸好田中无水，我们纷纷伏到田中，因为田畦高度约五十公分，如果伏在那里，可保无恙。作为讨伐队的卫生兵，我们不带枪，但是大大的药囊十分累赘要命。
好在我的作战经验比较丰富，对于头上飞的子弹我根本不去管，但如果子弹打在脚边，就随时有中弹的危险，需要尽快地改变前进方向，进行闪避。绕是如此，我的腿也被子弹擦伤，真是险象环生！
卧倒，十秒钟后跃起奔跑，但跑几步就再次卧倒，不规律地起来再跑。“呆在这儿是等死，跑，打不着的，打不着的，我刀枪不入！”
一边给自己心理暗示一边向前跃进，终于发现子弹的弹道开始远离，我纵身而起，快步跑进树林，总算是松了一口气。奔跑中可以看到田垄中倒着七八名战友，但是，实在无法停下来抢救他们，我们最后五个人中倒了三个。这第一次冲锋，我们阵亡二十人，负伤二十人，总算都到达了前方的树林。
可是，部队还是在敌人的包围圈中。森中佐指挥部队再次向前突进，敌军火力强劲，一边射击一边喊话。前进二三百米后，已经阵亡十五人，负伤十人，双方战斗十分激烈。
这一次我在弹雨中看到一名负伤的士兵无法动弹，于是冲过去，将他背起来跑回后方。“你这是做无理的事情啊！”经验最多的一个卫生兵对我说，“这太危险了。”
“没事，我的运气好。”我说，“那么，再有负伤的您负责前队，我负责后队，好么？”
“后队伤员可比前队多。。。”那个老兵有些犹豫。
“我不怕的，就这样做吧，拜托了。”
我转向后方的田垄，在刚才跑过的地方又找到一个伤兵，把他背在肩上退回来。
没有时间可以耽搁，我们几个人马上进行抢救，而且用树枝搭成担架来运送伤兵，现在一副树枝担架就是一个战友的生命呢。从我开始作卫生兵，体会的就是这种战场经验。
但是，也有很多死伤者，确实无法顾及，只得任由他们被抛弃在田野里。
开路的临时机枪中队和前方的敌军连续进行了两次白刃战，本队虽然也向前移动，最终无法打开缺口，只得退回树林。
这时，我发现自己周围除了伤兵已经没有其他人员 – 我落在队伍最后了。
在第二次白刃战之后，忽然看到一个我认识的上等兵拖着一个负伤的俘虏走来。
二。解剖俘虏
这时我们已经再冲到第二次进行肉搏战的地方，因为有战友死伤而心中愤怒的士兵们纷纷用枪托砸这个受伤的俘虏，其中一个还举起枪来对着他的胸部要开枪。这时我对他们说：”杀个受了伤的敌人也没有意思。敌人还在打枪呢，不要打他了，不是有比这更重要的事情吗？“
那些兵看到我的兵长襟章，虽然不知道他们是新兵还是老兵，但都顺从地走开了。
“我的脚，我的脚。。。（OUDIJIAO, OUDIJIAO）”那个负伤的敌兵看着我的脸，用手指着自己的腿，哀求着什么。
他穿着军服，右脚血糊糊的一片，看来已经不能动弹了。
我把红十字的药囊拿过来。看着很可怜呢，虽然是敌人。按说还有更重要的事情，但是把他就这样扔在这里也不像话。于是我把他的裤腿划开，检查。是小腿部被枪弹贯穿了，没有伤到胫骨。如果是经过训练有武士精神的日本兵，一定可以忍受这样的伤痛。而这个俘虏兵显然完全被吓呆了。
这是个人道问题呢。我给他处理了伤口，取出药来，把外用的利巴妥和绷带给他，让他自己扎上。他们的包扎方法和我们很象，但是药怎样用就要我教给他了。
“谢谢，多多谢谢！”
轰的一声，一棵小松树被炮弹炸断飞起，我连忙卧倒，这时，从后面的树丛中敌人的机枪开始朝我射击。我合上药囊，拖着那个俘虏匍匐前进，却不敢站起来。
这时，那个俘虏指着远方的树荫处对我说着什么，意思不明白，好像是要我过去。
滚过去一看，居然那里藏了一挺捷克式轻机枪。原来他是看我没有枪，告诉我那里有武器，作为我给他治疗的报答。
枪里还有大约二十发子弹。
“太好了，我就把这些子弹打回去吧。”想到这里我举起机枪，朝后方的敌人射击，枪却没有响。仔细一看，原来是慌乱中忘记打开保险了。这种枪我在桂林市街战斗中使用过，所以知道怎样用，
离我们七八十米远的地方，有大约十名敌人射击着追来了。我即用轻机枪还击。
因为树木松枝繁茂，很难看到敌人的确切位置。但是这样射击的威慑效果不错。敌军停止了追击。
这时，前面的战友返回头来，朝敌人射击，他们是来接应我的。我把打光了子弹的轻机枪丢掉。
那个俘虏忽然对着前方叫起来 – “不成，不成”（Bucen,Bucen）
我们最初没有明白他的意思，很快就明白他在说我们的冲击方向不对。这时，迎面敌军的机枪就劈头盖脸打了过来。原来那里是敌军的机枪阵地。俘虏指给我们另一个方向。
将信将疑的战友们拉着俘虏向那个方向奔跑，竟然没有遭到象样的阻击。第三次的突击终于成功了！没想到我救了这个俘虏，却帮助了大家。
我们从敌人的大军包围网中完全地逃脱出来，且战且走，牺牲众多，已经有半数的人伤亡，才慢慢摆脱了敌人的追击。这一战，对新四军的战法有了了解，对以后的战斗和讨伐，也是很好的经验。新四军的武器多是大正，明治时期的，看起来很落后。他们边打边捡拾弹夹的举动让我们感到惊讶。据俘虏后来说，他们的军队里上级是不打下级的，和日本军不一样。
就在突围以后没多久，我们看到了可怕的悲惨事情。
从山坡冲下去，到达山脚的村庄入口时，我们看到大树上挂着什么东西，看来好像是两具尸体，细看，发现路边倒着多具日本兵的死体。走近看，树上挂的尸体，也穿着日军的军装。
原来是来接应我们的侦察部队，遭到了新四军的伏击！其中那两个吊在树上的侦察兵，显然是被俘虏后虐杀的，一个鼻子被割掉了，一个双眼被挖掉了，鲜血淋漓，已经死了好久。
看到这种残酷的杀戮我们都被激怒了。所谓新四军那里是军队，分明是匪贼！
回到宿营地，部队损失很大，人人都要报复。第二天，军官们有要把那个俘虏的眼睛也挖掉的话。这时，市川军医站了出来，说:“既然这样，让医务班来做人体解剖吧，对卫生兵们的学习作贡献吧。”
这样说了，就定了下来。
首先，按照外科的市川军医的命令，从静脉给俘虏注射了20毫升酒精，俘虏随即失去知觉。在他还活着的时候将其胸部和腹部切开，心脏还在跳动。
这时，寺山军医来将其内脏一一摘除。心脏和肺脏首先被取出。冠状动脉，大动脉，静脉，心肌，支气管，食道等等开始，横隔膜，胃，大肠，小肠，直肠，脾脏，肝脏，肾脏，胰脏，膀胱，前立腺（似应为前列腺 – 译者注），阴囊，十二指肠，虫状突起（盲肠），以及骨骼，关节，肌肉等，两位军医详细地进行了综合讲解。
卫生兵们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场面，为人体内脏的精密而感到震惊，因为这种很难有第二次机会的贵重实地医学教育而感动，对人体的神秘性有了深刻的认识（日语为“感铭” – 译者注
战争中经常提供一些平时无法少见的经验，比如这样的事情，至今我只是深藏在胸中，但是，这样的记忆，又让我总是忍不住有一抒胸臆讲一讲的冲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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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07-5-10 22:3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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