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震前向地震部门预报唐山大地震被压制
1976年6月26日到7月27日，孙威向包头市地震办赵兴黄主任预报：根据包头钢铁设计院地震观测点观测和自动记录图显示，7月底8月初，在包头市东部偏南地区可能发生很大的地震。7月14日至7月27日，又多次电话预报给赵兴黄主任。结果在7月28日早晨6点多钟，得到包头市地震办的通知，唐山市7月28日零晨3点42分发生了7.8级大地震！当天早上，孙威又向包头市地震办和包钢地震办预报，今天还可能有7级左右地震发生。果然当天18点45分，唐山真的又来了一次7.1级地震。
从唐山大地震的空前悲剧来看，孙威的这些报告的预测意见都未被国家地震局采纳。不仅如此，连孙威这些预报的原始纪录也被人刻意销毁——在包头市地震办和包钢地震办，到处都找不到1976年6月26日到7月27日的值班电话记录本了，青山小宾馆“准备会”的记录也不翼而飞。赵兴黄和郝荣更是一问三不知，再追问就装腔作势地说，是吗？有这回事吗？怎么也想不起来了。好在纸包不住火，包头市地震办的一位值班员终于找到了电话记录本，但已经撕掉了7月7日到7月15日的有关页次。好在孙威自己留下了连续完整的记录和资料。
3、向地震部门预报四川的松潘—平武7.2级地震被压制
1976年8月16日22点06分，在四川的松潘——平武地区发生了7.2级地震。孙威在在8月14日就断定两三天之内会发生7级左右的地震，用电话向包头市地震办和包钢地震办预报了，结果未被采纳。
4、向地震部门预报宁夏的巴音木仁地区6.2级地震被压制。
1976年的9月22日8时，孙威和观测点同事一起乘火车从包头赶到呼和浩特市向内蒙自治区地震办汪丹主任预报： 1976年的9月23日，包头东部偏南200-500公里范围内，可能发生5.5-6.0级地震，震中列度约为8度。此预报从1976年的9月3日就向包头有关部门预报了，但一直不被采纳。结果，1976年的9月23日04时07分3.8秒，在宁夏的巴音木仁地区，真的发生了6.2级地震，震中列度约为8度。
5、在地震局会议上预报天津宁河发生6.9级地震被压制。
1976年10月21日，孙威在赴京向国家地震局预报新震情报受阻后，给国务院写了一封预报地震的信：党中央、国务院、华国锋主席，从我们包头钢铁设计院地震观测点得到的观测资料表明，在11月上中旬，华北地区还有可能发生破坏性强震，望能予以重视。
六天后的10月27日，孙威又在冶金部科技大会上代表和在京直属单位地震观测点负责人的汇报会上，准确预报：在11月7日到17日的10天内，中国可能发生两次7级左右的地震，一次可能在京津唐地震老区，天津钢厂要做好防震准备。
1976年10月30日，国家地震局刘英勇、卫一清等局级领导在木犀地河边木板棚召开“京津唐地区震情分析会商会”，孙威在会上再次预报上述震情。但是会议结束时，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负责人否定了孙威的再次预报，宣布上报国务院的“会议记要”是：京津唐地区今冬明春没有大于6级地震，京东南天津、宝坻一带没有大于5级地震。然而事实恰恰相反：1976年11月7日02点04分，四川盐源泉西北川滇藏交界一带发生了6.9级地震；11月15日21点53分，天津宁河发生6.9级地震，天津市第二毛纺厂正在交接班的工人全部遇难！老百姓气愤地喊着，明明知道有地震还对老百姓保密，一气之下砸了天津市地震局的牌子，还把砸坏的牌子倒挂在原地示众。
更可愤的是，一如唐山大地震后，国家地震局没有在任何文字材料上留下有多人曾预报过这次地震的痕迹，此次，国家地震局再次向上级和公众隐藏了许多地震预测实践研究者曾准确预报过这次地震的资料。国家地震局每一次漏报地震致灾后，甚至在地震系统内部坚持“地震当代能够预测”的地震预测专家或民间地震预测专家提出了正确的预测而且被新发生的地震所证实后，仍多次向公众隐瞒真实的情况，使“地震当代无法预测”的谬论能够维持下去,以便保护他们能免受受问责。
6、国家地震局曾肯定孙威研制发明的地震前兆监测仪器的先进性，后却因私利而拒绝推广应用。
1977年2月16日，国家地震局下达005号文件称∶“今年一月我局在山东省济宁市召开土地电、土地应力测报地震经验交流会，在这次会上包钢设计院地震组介绍了地应力测报地震的经验，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会议建议建议在重点地震监视区扩大试验，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为此组建试验小组，并邀你单位孙威同志参加此项工作……。”
1977年3月28日，国家地震局下达052号文件进一步称∶“今年一月我局在山东省济宁市召开土地电、土地应力测报地震经验交流会。会议认为包钢设计院研制的简易地应力仪通过前阶段实践有预报大震临震的苗头，有必要选择一些重点地区〔京津唐渤张、苏鲁皖、冀蒙晋交界地区〕进行观测试验。……试验费用……，由局群测群防经费中开支。”并明确规定，筹建29个试验点，以国家地震局文件的形式，正式立项。
在书稿中，孙威强调指出∶“这是对我发明的‘包头应力’的肯定，是对我们1976年多次成功预报地震的肯定。”
然而，不久，国家地震局在人事变动后，突然将周恩来主持制定的“群测群防”地震防范方针视为“文革遗产”，内幕却因一些主流权威认为鼓励 “群测群防”会给漏报震情的国家地震局带来问责之灾甚至有致命威胁，于是制造由头将多年辛辛苦苦建立的全国地震群测点全部砍杀和“清理”，致使被实践证明确实“有预报大震临震的苗头”的孙威地震预测仪器“英雄无用武之地”。而因包头钢铁设计院地震观测点属于“群测点”被砍掉，海内外尊重的中国最杰出的民间地震预测专家孙威“下岗”待业，失去地震前兆监测试验点17年。直到1995年，辽宁省地震局两位尊重孙威的地震预测专家升任有关职务，有权请孙威到辽宁合作继续“孙氏地震预测法”试验，“孙氏地震预测法”才重获为民为国分忧的机遇。后来孙威得以在北京电业中学再建群测点，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又聘请孙威作为“客座教授”与长期合作共同实验研究探索孙威仪器神奇性能的物理机制。孙威还将“群测点”建到美国，在加州建了多个地震前兆监测点。
近年来新的科学实践证明，孙威的仪器能够在不同大陆〔亚洲与美洲〕、不同地质条件下的不同地区皆有较高灵敏度和实用性（即他的仪器1975-1978年期间曾经多次抓住过的地震前兆），可不断重复对多次新的地震再次抓住 “确定性地震前兆”〔即“地震不可预测”专家们承认他们始终未能抓住的可以用来预测地震的地震前兆〕：如1999年11月29日12时10分辽宁省岫岩5.6级地震；2000年1月12日7时辽宁省岫岩（偏岭）5.1级地震；2003年5月28日19时09分21.6秒美国5.0级地震；2003年8月16日18时56分43.2秒内蒙古巴林5.9级地震；2004年3月24日09时53分45.0秒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5.9级地震；2004年12月26日08时58分55.2秒印尼苏门答腊西北近海6.7级地震等。
三十年来，国家地震局一直对国内坚持“当代能够实现地震预测”的所有地震预测实践研究者进行排斥与压制。陈一文先生举出20多个采用不同仪器、技术、方法实践检验证明成就卓著的非主流地震预测专家。他们中的代表人物有：张铁铮、沈宗丕、李均之教授、郑联达教授、吕大炯研究员〔旅美华人〕、寿仲浩〔旅美中国人〕、韩延本研究员、任振球研究员、孙威客座教授、王文祥研究员、杨武洋博士研究生、徐秀登教授、陶守正教授、、宋松、刘承昌、李阶法、高发金、郭宝昌，王斌、马未宇等。不仅如此，国家地震局系统内所有坚持“当代能够实现地震预测”具有创新精神的专家也都一再受到打击与冷遇，代表人物包括：汪成民教授、耿庆国教授、黄相宁副研究员、徐道一研究员、徐好民研究员、张网厚研究员、强祖基教授、曾小苹研究员、钱复业研究员、赵玉林研究员等。
为何孙威等许多民间业余地震预测一再胜过了国家地震局专业地震预测？
陈一文认为，国家地震局从1966年邢台地震中总结出的“小震闹，大震到”经验，对震前有前震的许多地震的预测来讲确是成功的经验。但是，辽宁省地震局以此成功地预报了1975年2月14日辽宁海城至营口7.3级地震后，国家地震局某些权威人士误认为它是预测一切地震的经典模式。然而地震的发生模式是多元化的，1976年唐山大地震前以及1978年再次发生的海城地震前就没有前震。1976年唐山地震前，虽然唐山地区许多群测点利用自己研制开发的“土仪器”监测记录到清楚的地震前兆、其它地方张铁铮、孙威等不少民间地震预测实践研究者根据自己抓住的地震前兆分析也报告自己的预测意见，皆因为不符合“小震闹，大震到”模式，特别是不符合国家地震局地震分析预报负责人梅世荣等人当时坚持“华北不再有强震”的判断，因而受到坚决否定。唐山大地震悲剧发生之后，国家地震局梅世荣等权威一方面上骗中央，谎称“唐山大地震前毫无前兆，因而无法预测”，由此拒不检查自己背离“预防为主、专群结合、土洋结合、群测群防”地震工作方针的严重错误所造成的不可原谅的悲剧后果之责任。国家地震局几十年来一再搬出“地震不可预测是近几代人也无法克服的世界性难题”陈词，蒙哄公众。
其实，1976-1978年期间，孙威等民间业余地震专家的预测一再胜过国家地震局专业权威的地震预测，首先是因为他们研究开发的“土仪器”优于国家地震局专业队伍的“洋仪器”：“洋仪器”在1975年海城地震前、在1976年唐山地震前、在1978年再次海城地震前未能够监测到可以作为地震预测可靠依据的地震前兆信号，因而声称“没有前兆”，而孙威等许多群测点开发的高灵敏度仪器却能够监测记录到专业“洋仪器”根本监测不到的确定性的地震前兆，并且非常清楚，完全可作为地震预测的可靠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