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公司就在鸭绿江边上，星期天这个朴科长坐在江边的台阶上，望着对岸他们自己的国家发呆，足足坐了一个上午。我问他在想什么，他说：我在想，我们国家为什么这么穷呢？我笑着说；这个问题只能让你们的最高司令官金正日同志来回答。
为什么贫穷是呀，朝鲜为什么这么贫穷呢？我有时候也在想这个问题。造成朝鲜经济严重困难的原因应该是多方面的。我不是经济学家，也不是朝鲜问题的专家，这个问题应该是由他们去研究。我只能直观看到一两个侧面。
首先，朝鲜多年以来是靠中国援助才得以生存的国家。中国志愿军1958年撤出朝鲜以后，朝鲜军队的装备仍然是中国无偿供给的。在丹东有一个部队的武器交接所。他们把朝鲜部队需要的武器运过去，把使用坏了的拿回来，修理好以后再返回去。
在经济上中国在80年代以前每年也向朝鲜提供相当数量的无偿援助。输油管道都直接通到朝鲜，打开阀门石油就流了过去。在鸭绿江上我国修的水电站，都无偿的把一半的发电量给朝鲜使用。他们把朝鲜无烟煤高价给我们，我们国家拿出高额补贴，低价卖给老百姓。因此，在60-70年代，朝鲜的经济相对比较稳定，人民的生活甚至好于中国。那时侯开始就实行了免费医疗和免费教育。在我们60年代三年困难时期，好多朝鲜族人都跑回到朝鲜去了，因为当时那里比我们这里生活的好。
80年代以后，我们国家停止了对朝鲜的无偿援助，包括军费开支。朝鲜2200万人口，正规军就有108万人，据说加上其他武装力量能达到200万。这样庞大的军队每年需要大量的军费开支。军费开支在国民经济总收入中占很大的比例。因此，中国停止援助以后，朝鲜就象一个断了奶的孩子瘫痪了。
朝鲜的穷兵黩武是出了名的。朝鲜人士兵很有战斗力。他们不怕打仗，而且随时可以为领袖牺牲。我和朝鲜驻北京大使馆的一个三秘是朋友。他每次回国路过丹东都和我联系。他汉语流利，因不用翻译，话题就广泛一些。他说朝鲜的潜艇经常到韩国水域侦察，如果一旦被对方发现，就可能遭到深水炸弹的袭击。潜艇受创以后，如果浮出水面，就可能被俘。在这种情况下，全艇的士兵就会选择集体自杀而决不当俘虏。
韩国人在心理上也十分惧怕朝鲜人。我曾接待了一个韩国的客户。他的祖籍就在北朝鲜。他来丹东后，站在鸭绿江边，十分感慨。说我活了50多岁了才第一次看见家乡的土地。我看他这个样子就说，那我带你坐游江船吧，可以更近距离的看看你的故乡。他连忙后退摆手连声说：不，不，不。我很奇怪他为什么不敢坐游江船。我说没关系，可以穿上救生衣，很安全的。他解释说：不是怕掉进水里去，我是怕离他们的岸边太近了，被朝鲜特务给抓去。他说，朝鲜小学生做算术题都是：一个手榴弹加一个手榴弹等于两个手榴弹。这说明韩国当局平时把北朝鲜宣传的挺恐怖，加重了韩国人的惧怕心理。另外韩国人害怕打仗，因为他们生活比较富裕，希望安定，而北朝鲜人反正什么都没有，打仗说不定还能好一点，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经济滞后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体制问题。朝鲜是高度的公有化国家。计划经济一统到底。这种吃大锅饭的弊端我们都十分清楚，不用赘述。按说金日成在世的时候，也在努力抓经济建设。早在1956年，金日成就提出以跨上千里马的气势奔腾，组织和动员人民群众在执行下一年度国民经济计划中发挥出革命的热忱，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掀起新的高潮。这就是著名的千里马运动。据有关资料说，金日成在执政期间，从1948年到1994年共视察了20600个单位，用了8650天到基层。相当于23年的时间。行程57万多公里。就是临死的几天前他还到农村视察。《金日成猝死》一文有这样一段文字：
近几年来，朝鲜的农业形势一直不好，据说有的地方饿死了人，可各级领导不敢上报。现在正当夏收季节，虚报产量之风又可能刮起来，金日成实在信不过，这样的大问题他必须事必躬亲。
金日成亲自下到田间检查作物生产情况，放眼望去，只见遍地杂草，庄稼长得稀稀落落。金日成的眉头紧紧皱了起来。刚才在道委员会听取汇报时，他得知此地没有完成粮食收购计划，他已经发了一通脾气，如今亲眼看到这副景象，反倒默不作声了。
离开农田，他又到村中访问，一家农舍的主人连声说托金主席的福，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过了。但金日成环顾四周，又看见一些破破烂烂的家当，大人小孩都是面黄肌瘦的模样，心头不禁一阵酸楚，他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说：“我们当年参加革命时，农村的生活也不过如此，革命了这么多年，没想到农村还是这么穷，这是为什么？革命的目的就是要让劳动人民当家做主过好日子，看来都是我没有领导好，我对不起你们！”
说到这里，金日成不由得落下泪来。领袖一动感情，陪同他视察的官员，警卫人员以及村中的百姓也受到了感染，全都掉下了眼泪。道委书记见状，急忙跪倒在地请求处分，金日成将他扶起来，安慰道：“责任在我，在中央，不在你们。”
我无从考证这段记载的真实性。但由于吃大锅饭，农民的积极性调动不起来这是事实。农民养猪可以，但不能自己宰，要交给国家。这样农民就没有养猪的积极性了。在插秧的季节，我们会看到城市里的工人，人民军战士都到农村去支援农业。这种情况和我们以前是一样的。再加上那三年的旱涝灾害，生产资料短缺，造成基本上颗粒无收。基层干部虚报产量，仅有的一点粮食都上缴了，人民肯定就要饿肚皮。这些在我们国家也都曾发生过。
从历史的角度看，金日成执政后朝鲜人民的生活和旧社会相比显然是有进步的。可高度公有制带来的一系列弊病，以及官员的腐败等等人祸，再加上天灾，造金正日掌权以后，曾先后三次到中国访问，学习借鉴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2002年朝鲜取消了供给制，大幅度提高了工人工资，从平均工资110元提高到2000元。同时开放物价，取消粮食等生活用品的国家补贴。初露了改革的端倪。工厂实行独立核算制，合作农场实行分组核算制。在开城建立了工业园区，吸引韩国客商投资。在新义州拟建立特区，任命荷兰籍华人杨斌为特首，后来因杨斌被中国警方逮捕，新义州建特区计划搁浅。现在朝鲜的经济比前几年有了好转，老百姓基本上可以吃饱饭了。市场经济开始露头，单位团体也可以从事一些商业活动。但总体上看，朝鲜改革的步伐还不是很大，成效也不是很显著。
赚钱不容易
初次踏上朝鲜的国土，是怀着一种特殊的感情和朝鲜朋友打交道的。因为我是军人的后代。我的父辈曾经在这片土地上流过血，负过伤。他们经常会提起在朝鲜战争期间和朝鲜人民形成的那种用鲜血凝成的友谊。这些东西从我小的时候就潜移默化地感染着我，使我从骨子里就把朝鲜人看做是我们的朋友和兄弟的关系。因此，同朝鲜人做生意在感情上与同日本人做生意是不一样的，因为朝鲜人是我们的朋友。因此和朝鲜朋友做生意讲信誉讲信用是我的基本信条。
与我们打交道的朝鲜商社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国家级的大商社，这些商社出来洽谈贸易的人员一般都有很高的政治素养和业务水平。各个训练有素，很多人会讲汉语和英语。精通外贸业务，对中国的情况也非常熟悉。这些人应该是他们国家的精英。另外一部分是一些行业以及地方成立的商社，这些商社是朝鲜经济不景气以后，中央批准成立的。这里面出来的人的素质就良莠不齐了。
在贸易形式上，90年代初主要是易货贸易。当时朝鲜能出口的大多是资源。比如矿产品和有色金属以及水产品等等。他们通常是把商品运到口岸，我们过去看货后，谈好相互的价格，然后交换商品。
朝鲜人对我们国家的物价了如指掌。我国对朝鲜人入境后的管理比较松，他们过了中国海关以后哪都可以去，不受限制。因此他们有大量的人在中国搞经济情报。对我们各种商品的出厂价、批发价、零售价都摸的一清二楚。这些情报汇总到他们的国家经济委员会。然后制定出他们国家进口中国商品的统一计划价格。出口商品的价格政府也规定的很死，谁也没权更改。各商社必须执行。他们进口的计划价格往往就是我们产品的出厂价，已经把我们中间商的利润挤的一点都没有了。因此在价格上很难赚到朝鲜人的便宜。
可做生意就要赚钱，不能做赔本的生意呀。易货贸易赚钱的诀窍是从数量上找。比如我们进他们的废钢材。汽车过去的时候就把香烟食品带足。先和商社的人员达成默契，再和现场所有的工人都搞好关系。给他们饭吃，供他们烟抽。在每台车检斤的时候他们自然就会多给一些。货物运回去以后，也要靠同样的方法，海关、商检层层打点。少算点重量，少收点费。这样下来等到货物出手，能有少许利润也就不错了。赚钱不容易呀。
尽管如此，咱不胡弄人，以诚相待。给人家发商品既保证时间又保质保量，再加上人事关系搞的好，做生意不黑，有钱大家赚，出手大方。认可自己少赚点，多给对方让利，多给一点回扣。方方面面的人都不亏待。交的朋友多了，接触的商社也逐渐增多，贸易量不断增加，开始做一些额度大一点的现汇贸易。
边境贸易属于民间贸易，并不是国家政府之间的贸易。我们国家不接受朝鲜银行的信用证。我们和朝鲜商社只能易货或现汇贸易来进行。朝鲜没参加国际仲裁组织，也没参加世贸组织，如果双方发生了贸易纠纷，没有仲裁机构来受理这些案件。只能双方交涉。zgzf也没有相应的机构来保护边贸企业的经济利益。这就构成了中朝之间边境贸易的风险性。
在中朝开展边境贸易的初期，中国的公司就有落马的了。92年2月16日是金正日的生日，朝鲜的一家商社按朝鲜每户居民一台的数量和丹东的一家公司定购了价值上亿元人民币的石英钟。T/T付款（既货到付款）。在银行的支持下，货物按期发出了，可货款却迟迟不支付。从此这家公司就走上了漫长的讨债之路。几年下来，朝鲜各商社欠中国公司的货款就高达几亿美圆。
我是个小公司，扛不起欠款，因此从做朝鲜生意开始就战战兢兢谨小慎微，生怕一不小心掉进陷阱。认可少赚钱也要一把一搂，做一单清一单。每每还庆幸一下自己，向同行炫耀一下，我的公司一没有银行贷款，二没有朝鲜欠款，诸葛一生惟谨慎呀。
93年，我认识了朝鲜国家安全部所属商社的姜社长。此人36岁，中校军衔。他不是专业的外贸人员，做生意也象个军人，和他谈判没有其他商社的那些繁文缛节。做事情干练痛快，说了就做。有时候连合同都不签，有什么货你拉去就是了，卖了钱再回货。我也是诚心诚意地和他做，彼此合作的很愉快。后来我邀请他到丹东访问，高规格接待，回国时我送了他价值5万多人民币的礼品，拉了一卡车，家用电器，吃的用的一应俱全。临行前，他握着我的手说，以后我们就是兄弟了。你就是我亲哥哥的一样。
我这个朝鲜弟弟在新义州确实是个有能量的人，因为他在国家安全部的特殊身份，使得一般的朝鲜人都很怕他。有个华侨告诉我，姜在我们这里是个他想让谁死就能让谁死的人物。朝鲜老百姓遇到他都低着头不敢看他。
他手里并没有货，看到别的商社的货他就把货要过去发给我，那些商社不敢不给。等回货的时候他再给那商社一部分，他自己赚一部分。曾经一度朝鲜允许出口桑蚕茧，姜给我发了大量蚕茧。丹东只有少数几家公司能进来蚕茧，江浙一带的丝绸原料供应商蜂拥而至，主动要求把钱先存到我的帐面上，弄的我公司门庭若市。
他还给我发了大量的废钢。每次都是主动先给我发货。钢材每次一个整列。货到后，我把货物卖出去，再根据他提供的清单把他需要的货物运回去。既不需要我的本钱，还有可观的利润。他还帮我做了一些协调工作，因此和其他商社的生意做的也很顺利。这种情况持续了一年多，生意蒸蒸日上，进出口贸易额跃居本地前三名，受到市政府的嘉奖。
古人云：福兮，祸之所伏。在一片兴旺发达的形势下，危机已经悄悄地向我走来。
"共军”太狡猾
1994年的春节刚过，在与姜社长会谈的时候，他取出一个样品交给我，说这是一个重要的定单。我看了样品，是人造革。姜说今年4月15日，我们伟大领袖金日成过生日的时候要举行阅兵式。要为参加阅兵的战士加工一批武装带。这是一项政治任务，必须在3月10日前交货。
两天后我找到了这种人造革的生产厂家，摸清楚了工厂的生产能力和质量情况，带了工厂的样品，到新义州继续谈判。对方看了厂家的样品表示满意，我向他们报了价格。根据对方需要的数量，货款总价50多万美圆。可对方提出的接受价比我报的价格要低。并且货款用钢材支付。如果同意他们的价格，这批货我大约要亏损1万多美圆。
经过几番交涉，对方坚持他们的接受价格。姜说知道这个价格你们做不下来，这次的亏空以后一定给你补上，希望你能支持我一把。考虑到我们长期合作的关系，最终我做了让步，明确表态：承担亏损10万人民币，让你把这次任务完成。当即签定了合同，合同规定朝方的钢材在3月1号以前运抵丹东大东港。收到钢材后，3月10日我方用汽车发货到新义州。
回来后，我们认真研究并确定了这次供货的原则。这次供货数额较大，总价超过400万人民币，而且还不赚钱，纯粹是为了帮姜社长完成任务。因此一定要控制风险。我们事先已经计算好了，只要朝方的船一到，马上通知厂家生产。抓的紧一点，10天之内可以保证交货。因此在合同上，朝方比我们提前10天交货，对我们是有利的，既可以控制风险，也可以避免朝方到货后我们不能按期交货。
临近朝方交货期的前2天，朝方发来传真：“发运钢材的船已经抵达南埔港，因为船有故障需要检修，估计发船时间要向后推迟”。接到传真以后，我们感觉事情有蹊跷，决定按兵不动，先不通知厂家生产。看看对方什么反应。
转眼间3月10日到了，我和公司的人一起过江与姜社长见面。发现姜面容憔悴，嘴边已经起了一圈水泡。因为他在昨天的晚上已经接到在丹东的朝鲜人的电话，得知我们并没有装货。急的一夜没睡觉，嘴也起泡了。姜见到我就气急败坏地发起火来。质问我为什么不发货过来。我说是你们没有按期执行合同，3月1日前你们的钢材没发过来。是你们违约了。
姜把我领到海关的外面让我看。那里一字停了一排兵工厂的军车。他说：你看，这些车都是在这等着拉这批货的，已经到了三天了。如果这次任务完不成，我的脑袋就掉了。我的3000吨钢材已经在南埔港开始装船了。船名是XX号，价值70多万美圆的货全部给你。从来都是我先给你发货，怎么就这次你先发一次难道就不行吗？在这种生死关头，你还强调是谁先违约，你还算什么哥们儿？
看到姜急的象热锅上的蚂蚁的样子，我问姜：“你还有多少的时间”？姜说：“最长不能超过10天，如果超过10天，即使货到了，加工成皮带也来不及了。那样我就死定了”。我说：“那好吧，我明天答复你”。
回来后的当天晚上电话通知平壤的朋友，明天第一时间赶到南埔港，看看是否有XX号船在装钢材。中午时分，传真过来了：南埔港上确有XX号船在装钢材。发货人和收货人不详。
从下午开始我们一直研究到深夜。讨论究竟发不发货。会上我的两个朝鲜族翻译已经急的情绪激动了。他们说：姜社长从来都是讲信用的，从来都是先给我们发货，这次如果他交不上货，这么大的政治任务让他给耽误了，朝鲜可不惯孩子，肯定掉脑袋了。我们说什么也应该发货。
朝鲜族翻译尽管是中国人，但在一些重大的利益问题上他们往往倾向于朝鲜。朝鲜是个单一民族的国家。他们把中国的朝鲜族都视为他们的同胞。我带朝鲜族翻译去朝鲜，与朝鲜客户见面握手的时候，他们向我的翻译说：“欢迎你回祖国来”。我笑着问翻译：你到底是中国人还是朝鲜人？翻译回答说：在中国我就是中国人，在朝鲜我还是朝鲜人。由此可见他们之间??有倾向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用了4个翻译，朝鲜族和汉族的各两个。以防止出现一些偏差。
我们讨论的交点是这次究竟会不会是一个骗局。反复斟酌，却又找不出可疑的迹象，姜说的一切都是真的。政治任务，兵工厂的车在等着拉货是真的。3000吨钢材，南埔港的船在装货是真的。
大家一起分析，如果不交货，我们真的有可能失去姜这个朋友，也失去这个客户。对今后来讲，这对我们是个很大的损失。如果交了货，最坏的可能，就是钢材不过来。那我们就损失惨重了。公司可能会因此破产。不过也有人提出，即使出现了这种情况，就姜和我们这么长时间的关系，姜绝对会有个说法的。凭姜的能力，在今后别的的贸易中也能把这笔款还上。
权衡再三，我想，如果我们现在不发货，姜真的被处理了，那我们就对不起姜了。如果真的象姜说的，为这件事情掉了脑袋，那我不得负疚一辈子呀？我从踏入社会那天起，没做过对不起朋友的事情。在朋友有难的时候，为了保全自己的利益而不帮朋友，也不符合我做人的原则呀。假如我们发了货，钢材没过来，那是姜对不起我们了。认可别人对不起我，我也不能对不起别人。最后的关头，我的道德观驱使我做出了这样的决策。
决定还是发货。保住朋友，留有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连夜发传真，10天之内交货。当即通知工厂开始加工。由于时间太紧，工厂召开了动员会，所有工人吃住在工厂，24小时倒班。我公司的全体人员也到工厂去，做后勤保障和监督质量。我们都盯在工厂里7天没回家。全力以赴昼夜奋战赶了一个星期，全部货物加工完毕。第八天运到了新义州。
在新义州等了10多天的兵工厂的那个军官，胡子都长的挺长了。看见货到了高兴的跳了起来。姜更是热烈的和我拥抱。我拍了拍他的脑袋说：为了你这个脑袋，我就差没把我的脑袋给你了。姜拍着胸口说：我们的亲兄弟的一样，钢材很快就到。
货发出去了，姜回平壤复命。可钢材却迟迟不到。一个月过去了，姜毫无音讯，我们每天催问的传真也没有回音。朋友去南埔港查看，那条船早已不知去向。
这一切说明事情真出现了最坏的结局。公司上下都处在沮丧之中。这时候，我表面上还保持着镇静，可嘴上却也泛起了水泡。因为这次发货我已经倾囊而出了，如果血本无归，公司将难以为继。可事情已经发生了，又能怨谁呢？我不由得想起了电影《南征北战》中的一句台词，苦笑着向大家说：“不是我们无能，是共军太狡猾”。
就在这个时候，姜社长发来了传真：近日到丹东面洽。大家失落的心又燃起了新的希望。
无言的结局
姜社长过江后还和往常一样，直接到我们公司来。和他一同过来的有金部长。姜说他的工作已经调动了。商社的工作由金部长接替。公司里和姜经常打交道的几个部经理见到姜，控制不住情绪，七嘴八舌地说：为了帮你完成任务，我们公司全部家底都赔上了。大家连续一个星期不回家，没黑没白的给你干，把货给你发过去了。你倒好，人也没有影了，货也没有影了。你怎么这么没有良心？为什么骗我们？我们公司对你多好呀，你们全家，包括你们公司上下的吃的用的，哪些不是我们给你们的？你们朝鲜人的良心都让狗给吃了呀？你的钢材哪去了？给你发了那么多传真，你为什么不回？总之，把这些日子等待的焦虑怨恨都象姜倾泻过来。
姜做出很无辜的样子说，不是我不给你们发钢材，那批钢材刚要发船，朝鲜政府有文件了，不允许钢材出口了，我们也没办法呀。你们尽管放心。我这次领金部长过来，就是做这个事情的交接，金部长以前在我们部里是管财务的部长，他一定会把这笔钱还给你们。
我知道这样吵下去是无济于事的。在公司面谈大家情绪也是难以控制。于是安排人把姜送到宾馆，下午宾馆面谈。送姜去的部经理在给姜办理住宿的时候扣留了姜的护照。对姜说，你就在这住着吧，什么时候把钱拿来你再回去。护照我给你保存着。
当天下午安全局的人给我来电话说，必须把姜的护照返还给他。他持的是外交官护照。你们扣留是会出事的。我这才知道扣留护照的事情。
我打电话劝阻属下，我说姜为什么敢来中国，就是因为他身份特殊，他在国内是军人又是警察，出国就是外交官，因此他敢过来。别说我们，就是公安局也不敢扣留他。对他不能动硬的。
我赶到宾馆，返还了护照。和姜推心置腹地进行了一次长谈。历数了双方合作以来，我们对他们所做的一切。他信誓旦旦地表态，绝对不会忘恩负义，金部长是我的好朋友，他就和我是一样的，一定会想办法还钱的。姜住了一夜就急匆匆回国了。我们只好礼送出境。
新的希望寄托在金部长身上。金部长在丹东逗留了一个星期。每天有专人陪着吃喝玩乐。还采购了价值一万美圆的电警棍，钱照旧是我公司垫付的。价值12500元的日本原装的东芝火箭炮彩电做为礼品送给他。其他吃的用的自不必说，他家庭每个成员都有礼品。公司在已经弹尽粮绝的情况下，还筹措资金，连吃带住带拿，又搭上十几万。金返回时握着我的手，热泪盈眶，说回去后一定一定尽快把钱给你们。永远不会忘记你们对我的好。
金回去后并没有象他表态的那样，以后邀请我们过江的次数越来越少，间隔时间越来越长。我们只好通过别的商社邀请过江。可找到他他就是一句话，现在没钱，等有钱了一定还。
后来金也调走了，换了别人。再后来又换了新人，以至于我们都不认识是谁在负责这个商社了。我曾通过中国驻朝鲜大使馆进行交涉，也曾找过朝鲜驻中国大使馆，都无济于事。
后来得知，姜把那批货献给了国家，因此他被晋升为上校。朝鲜是个无税的国家。各公司不交税，而是要向党中央和领袖献礼。姜是把这批货作为伟大领袖金日成的生日礼物献上去的。因此他们根本就没有钱还这批货款，或者说他们压根就没想还钱。
这件事情从开始就是精心策划的。完成任务后，为了把姜解脱出来，他们采取工作调动的方法。其实很简单，他们部有两个公司，把两个公司的名称调换一下，所有人的工作就等于都调动了。
几年后，我在新义州又见到过姜，他还那么热情地拥抱我。我却热情不起来了。我向姜提起了那笔欠款，他故做惊讶地说：怎么还没还吗？我以为早就还清了呢。这时候我真的恨不得揍他一顿。因为我有一种被戏弄的感觉。可我还是克制住了。姜说我们还可以重新做呀。我说那你就别想了，我没有50万美圆再给你买个大校了。
这件事情已经过去10年了，这笔钱只不过是挂在我公司应收款科目上的一笔呆帐。也基本上放弃了讨要。公司几年艰苦创业积累的全部家当都捐献给朝鲜了，而我们自己却开始了“苦难的行军”。50万美圆的教训使我和大家变的成熟和清醒一些了。在后来的业务中，多了一份理智，多了几分戒心，少了许多感情色彩。公司从无到有，从有到无，经历了第一次归零。没有别的选择。只有继续走下去。生活还要继续，公司还要生存，一切都要从头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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